飞鱼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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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一以来，以色列媒体上流传着一段退役上校(Col. Efraim Laor)的演讲视频。Laor是组建“国民警卫队”的15名指导委员会成员之一，该“国民警卫队”将直接隶属于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吉维尔(Itamar Ben-Gvir)。巴勒斯坦人权组织警告说，这一组织本质上将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的、犹太至上主义的私人民兵组织，因为要求组建这一组织的部长(本-吉维尔)自己就因支持恐怖组织和煽动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而被定罪。现在，劳尔2019年在巴伊兰大学(Bar-Ilan University)演讲的内容只会证实这些担忧:
“谁不想参与，谁就别参与。无论谁处于冲突之中，都是因为他选择了冲突，或者冲突是为他们选择的。不应该有性别、性别或年龄的区别。无论谁处于冲突之中，都有一个权利——要么赢，要么死。”
换句话说，敌人是任何处于“冲突线”内的人，对他们采取全面的击毙政策是唯一合适的选择。
Tareq Hajjaj，加沙突发新闻记者。
来自加沙的记者和摄影师继续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因为我们相信，必须用加沙人的声音与世界分享他们的故事，而不是被外国媒体的记者歪曲。
“一个敌人需要被杀死，你不能朝恐怖分子开枪，你要朝他们的眼睛中间开枪——谁做不到这一点，就往下面15厘米处开枪。包括那些在那里但没有攻击的人。但是当你看到一个敌人时，你不知道他是否参与其中，他参与其中，他需要被消灭。”
拉奥尔的种族灭绝主张还呼吁以色列人成为民间战斗人员，建立民兵组织，让他们获得杀人的许可证。在国民警卫队的背景下，这种固有的直接威胁变得显而易见，用劳尔自己的话说，“以色列平民早就应该开始这样做了。”
Laor主张的核心是有意抹去战斗人员和平民之间的区别，认为任何巴勒斯坦人都是合法的目标:“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战争不是组织之间的，而是人民之间的，战斗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完全忠诚。”
劳也不是在哀叹一个已经存在的现实。他实际上是把它作为一种模式，来“复活一种被普通平民称为平民防御的尸体”。
劳尔抱怨说，“为了避免伤害非战斗人员，国防机构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如果以色列伤害平民(包括著名记者)而不受惩罚的可怕记录是他的衡量标准，那么人们可以肯定，他的计划涉及许多无辜的鲜血。他的老板Ben-Gvir最近在同一次演讲中呼吁杀死“数千名恐怖分子”，他告诉最极端的定居者，“以色列的土地是以色列人民的，我们支持你们，跑到山上，定居下来——我们爱你们。”
本-吉维尔使用“恐怖分子”一词本身就是这位被定罪的恐怖主义部长最近的发展——过去，他领导极端民族主义暴徒在街头高喊“阿拉伯人去死”，但近年来，他扮演了一个彬彬有礼的政治家，而不是指示暴徒高呼“恐怖分子去死”。然而，正如Laor的演讲所表明的那样，“恐怖分子”本质上已经成为对任何巴勒斯坦人的委婉说法，他正在为其提供意识形态框架——认为任何属于其他“人民”的人都是参与其中的武装分子，值得法外处决。
据第13频道报道，该频道首次播出了挖掘2019年演讲的报道(没有全文转载)，在演讲厅里有一些自由派反对劳的主张。然后看到Laor回应他们:
“你想谈谈《国土报》吗?”用它擦擦(你的屁股)，”他嘲笑这家以色列自由派报纸说。“我说的是什么是必要的，而不是目前的(情况)。”
但也许最尖锐的是，Laor正试图从内部冲突的角度重新思考军队的概念。他声称，军队应该只参与“敌方领土”的行动，大概是在其他国家，把国内安全的任务留给平民。他举了一个以色列北部城镇基利亚什莫纳的假想例子:
“难道有必要因为基里亚希莫纳被征服而使整个国家瘫痪，使整个以色列国防军活跃起来吗?答案是否定的。Kiryat Shmona需要保护自己。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基利亚什莫纳被征服，那里的所有人都被屠杀。这不应该让我们整个国家陷入瘫痪。”
表面上看，Laor是在区分以色列边界内(平民需要保卫)和边界外。唉，以色列实际上吞并了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从而在许多方面将其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同时又将其视为敌人的领土。
因此，Laor的想法的实际实施可能意味着允许定居者以所谓的保卫家园的名义实施大屠杀——在过去几个月里，在军队和政府高级部长的直接或默许支持下，我们已经看到了几次这样的事情。当财政部长Bezalel Smotrich呼吁Huwwara被“消灭”时，他的部分纠正是，尽管他确实是这个意思，但他的意思是国家应该这样做，而不是平民。
但劳尔的想法更准确地反映了以色列法西斯右翼的态度——其目的是使平民成为正式的民兵，并允许他们这样做。伊塔马尔·本·吉维尔的国民警卫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有一件事可能会让人们感到震惊，而不仅仅是劳尔倡导的法西斯主义本质，那就是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在几个参与救灾的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两面性——一方面提倡这种血腥的破坏，另一方面又致力于拯救人们的生命。但这仅仅是以色列和以色列人如何利用自由主义冒险来平衡他们明显的非自由主义(有时是种族灭绝)观点和行动的一个例子。这种二元性在整个政治光谱中都表现出来——无论是像劳尔这样的极右翼分子，还是像臭名昭著的“达希亚主义”的作者加迪·艾森科特这样的中间派。
我提到达希亚主义，因为有必要指出，消除平民和战斗员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由自由派提出的——毕竟，艾森科特被认为是自由派，也是司法改革的主要反对者。2006年，在为空袭贝鲁特达希亚区(Dahiya)辩护时，他还是同一名陆军参谋长，他在2008年承诺，以色列将“使用不成比例的武力”，对每一个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村庄“造成巨大的破坏和破坏”，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些不是平民村庄，而是军事基地。”但是，目前的右翼政府正在进一步消除平民和军队之间的区别，它也在消除以色列人(定居者和军队)之间的区别。
尽管如此，像艾森科特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会同时提倡这种令人震惊的战争罪行，这也不足为奇。事实证明，即使是自由派英雄戈尔达·梅尔(Golda Meir)，也曾在一个巴勒斯坦村庄下毒，以制定另一个定居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太复国主义自由主义者不应该对劳或本-吉维尔的声明感到如此震惊。他们只是在追随“主流”前辈的脚步。
H/t提供内曼
